刘邦为何在推翻秦朝后仍选择“汉承秦制”？
刘邦历尽艰辛推翻了秦朝的统治，成功建立了汉朝。然而，令许多人感到疑惑的是，在推翻秦朝暴政的同时，刘邦为何依然选择承袭秦朝的体制和法律？这个问题背后隐藏着复杂的历史与政治原因。通过分析汉朝初期的制度选择及刘邦的政治策略，我们可以更好地理解这一历史决策的深层次原因。
一、三代刑罚的继承
展开剩余81%秦国，作为战国七雄之一，其刑法并非凭空创造，而是继承自早期的周、春秋、战国时期。在奴隶社会阶段，人文主义尚未萌芽，统治者对下层人民采取了极其严酷的刑罚手段。尤其在周朝之前，各种残忍的刑法几乎遍布整个社会，针对平民的惩罚手段极为残酷。
当时常见的刑罚形式有五种：墨刑、劓刑、剕刑、宫刑和大辟之刑，这些刑罚不仅痛苦而且极其致命。秦朝继承了这些残酷的刑罚，并加以实施，尤其在死刑方面，秦朝继承并深化了三代时期的种种酷刑。例如，《尚书·甘誓》中记载的“戮于社”，即将罪犯活埋在神灵前，商朝时期的“脯醢”即剁尸，周礼中提到的“辜之”即磔刑，这些残酷的死刑手段秦朝无一例外地延续。
除此之外，秦朝还继承了三代的徒刑制度，罪犯会被迫劳动，工作内容和强度根据罪行而定。对于有特权的贵族，秦法还提供了赎刑制度，允许通过缴纳罚金来减轻或免除刑罚。
二、秦法的完善与创新
虽然秦朝继承了三代的刑罚制度，但它在此基础上进行了一些调整和完善。例如，在五刑的基础上加入了“髡刑”（剃发）和“耐刑”（仅剃鬓毛）等较为轻微的刑罚，这表明秦朝在一定程度上对普通百姓的肉体惩罚有所减轻。此外，秦朝还改进了以往的听讼制度，更加注重证据和口供的采纳，限制了刑讯逼供的使用。
商鞅改革后的秦法，特别是基于李悝《法经》总结的法制，不仅对封建社会的社会秩序作出规范，还加强了对盗贼和社会不安定因素的打击，这些法律制度深刻影响了后世。秦律的制定，不仅是对早期制度的继承，也为后来的帝国治理提供了法制基础。
三、项羽与刘邦的制度选择之异
“楚虽三户，亡秦必楚”，这一名言最终得到了应验。秦朝灭亡后，项羽与刘邦两位来自楚地的英雄，在国家制度选择上却走上了完全不同的道路。
项羽作为楚国贵族，推崇楚国的分封制。在击败秦朝后，他实施了分封政策，将天下分为十九国，试图恢复战国时期的诸侯制。然而，这种分封制让国家再次陷入了割据状态，导致了后来的战争和动荡。因此，项羽的制度选择被历史证明是一个历史倒退，最终未能稳定政权。
与项羽不同，刘邦在建立汉朝时选择了继承秦制。虽然他早期是楚地的小吏，但他并不深受楚制的影响。在起义初期，刘邦所处的政治环境使得他不得不依赖于已经熟悉的秦制，以便迅速稳定关中地区的局势。刘邦的封地，原本就是秦朝的领土，百姓熟悉秦法，任何变动可能引起社会的动荡。因此，刘邦采用了秦朝的体制与法律，以便在建立新政权的初期赢得民众的支持。
四、刘邦的“约法三章”与实际操作
刘邦刚入关中时，曾通过“约法三章”来赢得民心。这三条法律简要而直接，目的是通过简化秦法，让民众感到轻松并获得信任。然而，实际上，刘邦的“约法三章”更多的是一种安抚民众的政治手段。史料中提到，这三条法律并不足以对大规模的罪行进行有效打击。在刘邦接管关中后，他并没有完全废除秦法，反而保留了许多秦朝的旧制。
在实际治理中，刘邦的行为并没有完全遵循约法三章。例如，在鸿门宴后，刘邦并未执行“杀人者死”的规定，而是诛杀了曹无伤。这种公然毁约的行为，表面上是对秦法的否定，但实际上却是在为更大的政治利益服务。
五、萧何的“次律令”与秦法的继承
刘邦的胜利离不开他的得力助手萧何。进入关中后，萧何不仅通过整理秦朝的文书资料，获得了治国所需的法制和政治信息，还在此基础上制定了《九章律》。这些新法在秦律的基础上加入了新的规定，对后来的汉朝法制产生了深远影响。
通过萧何的“次律令”，刘邦能够借助秦制中已有的法律框架，迅速恢复社会秩序，并为后来的帝国治理打下坚实的基础。事实上，汉朝的律法制度大多都继承了秦制，尽管相较于秦朝，汉朝的法律政策略显宽松，但其基本框架和执行方式仍然与秦朝高度相似。
六、刘邦选择“汉承秦制”的深层原因
刘邦之所以在推翻秦朝后仍选择承袭其制度，首先是为了应对当时的历史和社会现实。秦朝虽短命，但其建立的统一大一统制度与法治框架为后来的中央集权制度提供了经验和基础。刘邦继承秦法，不仅是基于其对国家治理的实际需求，更是顺应了历史发展的潮流。
此外，刘邦集团的许多核心人物，包括萧何、曹参等人，曾在秦朝担任过重要职务，熟悉秦法的执行。因此，刘邦采用秦制，既符合实际需要，也能迅速稳定政权。
总之，刘邦“汉承秦制”的决定，并非单纯出于对秦制的尊崇，而是在当时特定历史背景下的政治权谋选择。虽然刘邦推翻了秦朝的统治，但在实际治理中，他依旧继承了秦朝的法治体系，这为汉朝的稳定与长治久安奠定了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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